父亲生在家境贫寒的旧社会，仅读过半年私塾，肚里少墨，自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。那年，湘北农村老家秋色如酡时，我将去广西边防当兵，临走的那个早上，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就说了一句“在外面要好好干啊”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从此，父亲和我通信的“两地书”里说得最多的仍是那句“好好干”。如今，我从军营到了审计部门，一路走来仍心存感恩并铭记着“好好干”的话。

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入伍来部队的。那个时候，出门在外还多是靠一封封书信往来连着隔山隔水的亲人。我也是这样，远离家乡，父母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，当然只有写信，可以说是“家书抵万金”呀！当兵之初，写信、盼信是我平日边防生活站岗值勤、摸爬滚打训练之后，再苦再累都乐意做的事，因而每个周末都要给家里写信，工作、生活的细细末末都没有落下，父亲极为高兴。但时间一久，因为训练紧张，我写信的内容不但打了折扣，频率也降低了不少，有时候一个月也懒得动笔。而父亲可不跟我一般见识，每过十天半月准会收到他的信。没什么文化的父亲，信里面讲的尽是些啰啰嗦嗦鸡毛蒜皮的事，但封封来信少不了叮嘱“好好干”。父亲为了把写好的每封信按时寄来给我，还不怕辛苦，一个月至少去两趟镇上，来回就靠着两条腿，小镇离我们家还有六七公里路，每回他都是天还未亮就起床，顺便赶早市把母亲夏天种的黄瓜、辣椒，冬天种的萝卜、白菜挑去换几个零花钱，然后等到邮局上班，父亲就会快步走进去，花8分钱买张邮票仔细贴在早已写好的信封上，投进邮筒后才放心离开。父亲的这些信，不但温暖着远离家乡的我，也坚定我“当个好兵”！

我的信虽不及父亲来得多，写得又简单，但能收到我的信，父亲也是喜滋滋的,每回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，满脸堆笑，总会急忙回家，老远就招呼母亲“儿子来信啦！”母亲再忙也会丢下手头的活迎上去，拿起信来左看右看，她不识字，自然旁听。生性比较急躁的父亲，这时变得极有耐心，和母亲并肩坐下来，一字一顿地读，当读到儿子有什么进步，或有什么成绩时，更是喜形于色，读上好几遍后，然后才将信交由母亲保管，折好后放在床头那个小木柜里。

父亲很希望三天两头就收到我的信，回信时一再叮嘱我不要那么懒，多写信回家，可我总是不大听。突然有一天，连队指导员把我叫过去，劈头问我：“你怎么不给家里写信？”说完，拿出一封电报重重甩给我，原来是父亲来电查询我“下落”的。这时，我猛然记起已经两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了。其实，这段时间我是有点小心思的，看到别的同龄战友入党、当班长，而我还是“普通一兵”，自觉脸上无光。当我回信流露出这些想法后，不出几天就收到父亲来信，句句严厉：“凭你这态度，就说明你工作没尽心，好好干就是了！”父亲的话着实让我清醒了许多。在广西边防栉风沐雨的日子里不管多苦多累，正是父亲封封“好好干”的来信让我变得格外坚韧。当我提干上军校离开边防时，对过往五年眼前这云里雾里的山山水水、沟沟壑壑产生了几分留恋和不舍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说这里的艰苦生活磨砺了我的意志的话，那么父亲“好好干”的来信同样教会了我成长。

军校毕业后，我一直都是在桂林、广州、武汉、南宁等几个城市辗转，其生活、工作条件与昔日边防相比那是天壤之别，光是通信条件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，打个电话不过举手之劳，我家里虽说是农村，条件也是大为改观，安有了程控电话。此时，我的父亲已是年过古稀，腿脚、视力大不如以前，手也发抖，写字极为困难，他给我的来信越来越少，后来干脆就不怎么写了，平常惦记了就是打电话，但总忘不了重复着说那句“好好干”的话。 

算来差不多四、五年没有收到过父亲的只言片字，可有一年春节刚过完，却突然收到老父短短几句话的信，字写得虽然歪歪扭扭，但我还是看得明明白白：“我儿，家里都好，不要挂念。我快是要进土了，往后再也不会给你写信，可你一定要在外面好好干呀！”当时，我还一身戎装在南疆广西边防部队，就是几乎是我收到这封来信的同时，也接到了家人告知老父去逝的电话。我不敢耽搁一刻,匆匆赶回老家，哥哥伤心地告诉我，说年前父亲就已经病得快不行了，只是没有吭声，怕耽误我的工作，但还是坚持拿起笔来颤颤巍巍非常吃力地给我写了这最后一封信……

父亲走了，那一封封珍贵的来信成了我的念想，也跟着我的行路南来北往。几年后，我脱下穿了28年的戎装转业到审计部门，昔日操枪弄炮的手与查帐算数打起交道，刚去那阵子，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，我这个“审计新兵”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心底有些惘然。深夜里，我翻读父亲当年的来信，“好好干”的话清晰可见，犹如一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我，让我警醒：审计就是你现在坚守的前沿、战斗的阵地，决不能懈怠啊！我重整行裝，精神抖擞再出发，很快进入了新的角色。一晃，我已在审计部门工作十多年，每当遇到一些艰难和困惑，总习惯读读老父留下的封封来信，那“好好干”的话如影随形，仿佛一道无形的钢铁底线，那就是审计人的使命和职责，让我在喧嚣忙碌的城市里始终初心不变，瞄定永恒的目标向前，向前！